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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7

  据中国之声〖消息纵横〗报道。一直以来学生欺凌是影响广大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多发事件与难点问题学生欺凌预防与处置也是中小学安全工作的薄弱环节与重要内容。2017年5月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小学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发布了〖中国校园欺凌检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小学生受欺凌的发生率高达25.80%。

  近期福建、山东、四川、广西、北京等地纷纷出台相关的治理方案部分地区还发布了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举报联系电话。其中北京市东城区更是明确规定如发生欺凌事件各校应在10分钟内口头上报。

  一、校园欺凌主要发生在哪些场所?

  今年年初北京市教委发布〖有关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方案〗各区教委与学校要结合本区本校实际研究制定本区本校加强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经过半年左右的筹备北京市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延庆区等各区都建立了由多部门共同组成的防治中小学校欺凌领导小组来统筹领导与指导本区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协助各中小学校稳妥处置欺凌事件。许多区还发布了区级的中小学校园欺凌专属的防治、举报联系电话。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宋燕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校园欺凌主要发生在偏僻、隐蔽的场所:“偏僻的隐蔽的场所一定是他们施暴的一个重要场所。校园欺凌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厕所就是不可以安监控器的地方厕所、学生宿舍内部另外就是上学与放学的路上。欺负这个问题一般是发生在认识的同伴群体之中的它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双方力量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就是强对弱或者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

  从目前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来看在厕所的施暴率确实是比较高的。北京延庆的一所中学就曾在厕所发生学生被逼吃粪便的事后来得到了教育部门与公安部门的联合注意与行动。

  在缺乏约束的场所一起起校园欺凌时有发生不仅对被欺凌学生本人造成较为严重的心灵与身体的伤害也让学生家长忧心忡忡:“我的孩子今年9年在北京东城的一家小学上学。我会有时候在他放学的路上主动问一问学校里发生的情况有没有与小朋友打架或者有没有被人欺负。这些年在网络上了解到一些校园暴力的情况。作为家长虽然这些事件没有发生在自我孩子身上但听到以后还是会心有余悸肯定会有担心。”

  二、产生校园欺凌的根源究竟在哪儿?

  记者检查发现许多校园欺凌事件的背后大多存在深深浅浅的家庭问题而父母不能陪伴子女则成为了共同的原因之一。孩子与家长之间缺乏沟通缺乏爱的信任当孩子出现被欺凌或欺凌他人的情况时都无法与自我最亲近的家人在一起或者拒绝交流问题。

  北京东城的这位学生家长也表示:“我从家长的角度感觉到一定要多与孩子沟通多与孩子谈心主动关心孩子在校园里的情况孩子发生什么事就会与家里人说。即便孩子真的发生被欺负的事只要愿意与家里人说寻求我们做家长的帮助我想也能避免一些更大的伤害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专家李玫瑾也表示欺凌问题本身反映了家教问题:“校园暴力这实际上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青春期就在小学后期到中学是孩子暴力行为的一个高发期。这里面我们要防两个问题一个是自我的孩子不要欺负别人还有一个是自我的孩子不要被别人欺负。那么自我的孩子不要欺负别人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家教问题就是我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情况不能做你越有力量越不能欺负比你弱的。”

  北京市教委要求各区政府督导室要加强对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在督导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要进行督促整改对拒绝整改与整改不到位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从具体落实情况看丰台区明确提出建立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培训考评、问责处理、依法治理长效机制在教育行政干部、校长、教师培训与考评中增加学生欺凌防治内容细化培训内容、范围、次数与要求细化纳入考评内容与标准细化问责处理规定等。(记者:李文蕊编辑: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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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活跃”但“不成气候”

  高职国际化办学之惑

  前不久在天津召开的2017年中国—新西兰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论坛引来了中外上百名职业教育界人士这让中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问题一度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聚光灯下记者发现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办学之路走得并不顺畅有些项目甚至处境“尴尬”。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陆群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处境艰难2017年该学院原本计划招生80人的“中加班”只招到了18人。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处处长李震说他们特别希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让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学习但这需要学校“大量贴钱”很多时候实际情况不允许。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伟表示学校非常愿意为教师提供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但手续报批各方限制层层叠加很难成行。

  事实上高职院校一直在探索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办学形式然而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印象中全国1300余所高职院校在这个领域长期以来所做的探索是“活跃”但“不成气候”。

  高职院校要不要“国际化”?

  今年7月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办的〖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首次发布了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榜上有名。

  “为什么要国际化办学?”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处处长李震听到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国际化是评价国家示范高职的重要指标。” 他理解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应该走国际化道路。

  总体上业界通常从“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角度来讨论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的问题。

  从“引进来”的角度来说“中国要走向国际市场必然要求各个领域与部门以国际通用标准为准则同时也要求劳动力市场提供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专门人才。” 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黄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中指出。

  宗瓦也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引入国际证书项目“这对他们所服务的企业的国际化竞争有好处”。但是从高职院校的站位来看他认为“服务当地”才是绝大部分高职学生的出路因此一所学校要不要国际化办学该如何国际化办学还要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

  而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高职教育在世界教育服务贸易舞台上也同时有教育服务输入国与输出国两种身份黄华认为高职院校“必须主动去适应、迎接与利用”教育服务贸易中的潜在机会。

  宗瓦也鼓励有能力、有能力的院校考虑国际化发展。但就他的观察很多国内高职院校在开辟国际化道路之前并没有考虑好方向的问题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没有在战略层面形成国际化办学的指导思路。

  宗瓦发现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行动很“活跃”但他认为“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 “还希望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性文件帮助职业院校提出国际化办学的要求与举措细化在什么阶段该抓什么事情结合行业定位制定发展规划。”

  合作办学项目形式走得远吗?

  事实上各地的高职院校对国际化办学形式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

  在“引进来”层面合作办学项目是起步最早也最为成熟的模式之一不过陆群越来越感觉到此类项目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似乎是一个颇为“尴尬”的存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从2005年引进加拿大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办了“中加班”。陆群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此类课程的分数接近省控线比该校普通班录取线低了约六七十分;学费每年超过1.2万元是同专业普通班学费的两倍多;课程设置内容相比于同专业的普通班只多不少还有部分英语教学的内容;考核方面假如学生中外课程均合格则可以拿到两国的认证。

  而这样的合作办学项目被学生摆在了“资源的最底端”随着江苏省高职生源的减少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窘境。

  李震也纳闷儿:“为什么高职院校的合作办学项目越做越低端?” 他认为此类项目应该树立起高端的品牌形象首先要面向有出国需求的学生招生另外他认为“1.2万元的学费无法保障高水平的教育”还需要提高学费来“补偿成本”。

  而陆群的思路恰恰与之相反她认为造成现在的局面根本问题在于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选择此类项目的出发点不是“出国发展”而是“退而求其次”。据陆群所知该校开办合作办学项目近10年来最后选择出国发展的学生还停留在个位数。

  “假如他们高考的分数能达到普通班的要求的话绝大部分学生是肯定不会选择这个项目的。”陆群说学费贵让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都难以负担而相对更加复杂的课程设置让这些本就以低分数考进来的学生无法胜任更可怕的是不少用人单位觉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培养目标与企业需求标准有差距毕业生就业并不占有优势。

  所以假如想让这类项目走得远陆群认为应该改变招生方式降低学费标准。

  在具体的办学形式之上我国高职院校也不断地引进与尝试各教育强国的办学模式与理念。

  我国高职教育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李震认为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是迅速提升自我办学水平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李震的印象中我国高职院校把各种国际知名的教育理念试了个遍:德国的双元制体系、荷兰的能力本位、美国社区大学的“生计教育”理念、澳大利亚注重小组学习与讨论的TAFE体系……

  这些“拿来”的教育理念对中国形成自我的职业教育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是有不少被证明“不合适中国”。正如黄华所指出的:“一种教育模式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它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与文化渊源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移植教育“必须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

  “一带一路”高职如何走出去?

  不论“引进来”的理念与模式是否成功高职院校在操作上至少还比较轻车熟路但“走出去”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宗瓦注意到各地高职院校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办学的积极性很高他预测这会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家也很快地注意到了操作层面与政策层面的一些问题。

  王伟看到了中国职业教育声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以及他们的建设需求。所以布局海外学校很早就已经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了。

  今年9月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入选学校名单出炉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名列其中。

  其实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获得政府资金捧场之前学校已经开始走出去了将4位老师送到赞比亚与当地的中国企业合作办分校。

  不过后续他也遇到了不少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走出去办学需要设备但学校的设备属于国有资产根本带不出去。再比如教师出国手续报批困难还需要各个部门协调统筹等。

  尽管操作有困难为了搭上“一带一路”的快车许多高职院校还是争相布局海外分校“鲁班学院”“鲁班工坊”“鲁班实习所”的名字接连见诸报端。

  但是这种各家院校各自为战的繁荣景象反而引起了宗瓦的担忧:“我们到底要向国外输出什么样的教育呢?”

  宗瓦在思考中国的职业教育要走出去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级的品牌是否要在教育精神上与实施措施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记者 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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